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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古族“风马”习俗溯源:什么是风马?

塞罕塔拉草原敖包上的黑穆热(五色风马),旗子的五种色彩蓝、白、红、黄、绿,在蒙古族古老的信仰中分别代表着蓝天、乳汁、生命、大地和草木。  所谓“风马”,是指蒙古民间盛兴过的立杆飞扬或张贴室内,拓印在白 ...
admin
2017-12-21 15: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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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罕塔拉草原敖包上的黑穆热(五色风马),旗子的五种色彩蓝、白、红、黄、绿,在蒙古族古老的信仰中分别代表着蓝天、乳汁、生命、大地和草木。

  所谓“风马”,是指蒙古民间盛兴过的立杆飞扬或张贴室内,拓印在白布和纸上的骏马图。“风马”一词,蒙古原文为heimori。在蒙古语中 “hei”即气体或风,“mori”即马。因此一般直译为“风马”,也有译作“天马”的。不过,heimori的真正含义却比其表面图案深远,是人们对命运吉祥如意的寄托,也就是“运气”或“命运”的象征物。所以也可以译成“命运之马”或“幸运之马”。

  仰“风马”的风气,不只是盛行于伊克昭盟地区,其它地区的蒙古人当中曾经也有过这个习俗。迄今为止,人们所收集到的“风马”图形有两种,一种是反映蒙古族宗教生活的,—种是反映蒙古族生产活动的,附印在上面的文字都是藏文。目前,人们常介绍的是反映宗教生活的“风马”(如图所示),也就是当今鄂尔多斯蒙古人门前旗杆上悬挂的那一种。它的图案正中是扬尾奋蹄、引颈长嘶的骏马,驮着如意瑰宝飞奔;骏马上方是展翅翱翔的鲲鹏和腾云驾雾的青龙;骏马下面是张牙舞爪的老虎和气盛血涌的雄狮。这五种动物以不同的姿态和表情表现了它们勇猛威烈的共性。人们把这个图案拓印在十余厘米见方的白布或白纸上,张贴于墙壁,悬挂在旗杆上,或拿到高山迎风挥撒,让风把它带到远方。不管取何种形式,其意义实质上都一样,人们希望自己的前途像乘风飞腾的骏马一样一帆风顺。

  起“风马”的来源,我区有些研究家认为,它是蒙古民族的伟大创造,是在蒙古地区土生土长的故俗。并且认为黄教传入蒙古地区后,对其作了某些改动,如增加藏文内容等,但它的图形仍然是蒙古“隆当”原来的图案,没有任何改动。然而这种说法是不足为据的,因为蒙古文化史告诉我们这种事实是不存在的。首先拿他们引以为据的“隆当”这个词来说,就不是蒙古语,而是“风马”藏语名称“龙达”的不同音译。在藏语中“龙”即“风”,“达”即“马”蒙古语heimri是藏语“龙达”的意译。至于在蒙古民间盛行的“风马”图及其画面上的藏文,显然也不是黄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,对蒙古“故俗风马”进行改变或增减其内容时加上去的。实际上,它是按其本来面貌传入蒙古地区迎的雪域文化。因此,我们有理由肯定此物不是蒙古人的发明,而是随着喇嘛教传播到蒙古地区后,被蒙古人吸纳和接受的藏族习俗。

  么“风马”的发明者是不是藏民族呢?也不是。据藏族学者的报道,根据藏文古籍记载,藏俗“龙达”的发明者,是一个名叫贡则尺杰加布的人。贡则是孔子的藏语音译,尺杰加布是藏族学者赠给孔子的溢号,意思是“智慧大王”。据此,人们不无道理地认为,孔子曾任过从事巫、史、礼、卜等“儒”职,他有可能曾将马牛之类画在纸上,作为牺牲的代用品烧化,以祭祀死者,由此发明了“龙达”。据说,“龙达”刚传到西藏时,也是作为给死者的祭品而火化。后来才不再作祭品烧它,让它乘风而去在空中自由翱翔,成为祝愿命运吉祥如意的寄托。

  此看来,“风马”的历史可上溯到孔子时代。早在那时,藏族就有了信奉“风马”的习俗。蒙古人信仰此物的具体时间,虽然史无记载,但其历史并不久远。这可以通过回顾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历史得出答案。首开信仰黄教风气之先的,是伊克昭盟鄂尔多斯蒙古部祖先库图克图彻辰鸿台吉。公元一五六六年库图克图彻辰鸿台吉,亲往西藏朝圣并皈依喇嘛教,是第一个入藏受戒的蒙古贵族。回来后他积极倡导喇嘛教,大力筹建喇嘛庙,于明崇祯年间伊克昭盟第一座召庙准格尔召落成。到了清初,香火更盛,所建庙宇日益增多。在乾隆年间,伊克昭盟已是经声朗朗,法轮滚滚,号称召庙二百八,喇嘛二万的黄教大盟。可见,此地喇嘛教与群众生活结合之深,是其它地区无法相比的。

  这蒙古族宗教信仰大转变时期,蒙藏文化相互交流日趋繁荣发展之际,作为佛教文化的“风马”传到内蒙古各地是很自然的。所以,笔者认为,“风马”在内蒙古得以盛行,并形成风气,是在明末清初,从那时起,一直到清末和民国中期,是各地蒙古人信奉“风马”的最盛时期。因此,我区有些研究家所持成吉思汗去世后盛行之说,是站不住的主观臆断,因而是不足为据之说。

  这么说“风马”文化是不是就没有蒙古民族文化特点了呢?当然不是。此物传播到蒙古地区后,因为适应了当时蒙古社会发展的需要,又能够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相融,所以它为蒙古人广泛借用或吸纳之后,用自己的文化方式改变它、发展它,从形式到内容有发展。既产生了反映蒙古族经济活动的“风马”图,也出现了同成吉思汗祭礼融合在一起的“风马”,即人们所说的“禄马风旗”,并被视为表现民族尊严和祝愿民族兴旺发达的吉祥物。这是在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当中,由于两种文化不断磨合、协调、适应,并加入具有蒙古文化特点的成分后,逐渐形成的有着本民族文化特点的 “风马”文化。但也不能因它已构成自己民族文化特点的一部分,认定它是本民族的故俗,而忘掉了与原产地文化的亲戚关系。因为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,是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与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。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复合体中,都表现出其他民族文化多重因素影响的痕迹。笔者认为探明各种文化的亲戚关系是必要的,如果强指为家属关系,那样是不妥的。

  目前,随着历史的发展,时代的变化,蒙古人信奉“风马”的风气,和以前相比也大不一样了。多数地区几近绝迹,个别地区依然盛行。在我童年时,我的故乡科尔沁地区蒙古民间可以说处处有“风马”飞扬。这是六十五年前的事了。但现在由于信仰者锐减,几乎被年轻一代所遗忘,已经不盛行了。但其遗风却用一句幽默中带苦涩的俗语被保存下来。如人们常把那些办事荒唐或背运倒霉者称之为“风马卧倒”的家伙,不会交好运。

  在伊克昭盟情况则不同,那里立杆飞扬“风马”的风气至今仍然盛行。凡是蒙古人门前都有“风马”杆,旗杆顶端安装象征成吉思汗大皂纛的三叉戟。此风之所以长盛不衰,其原因不外乎是,鄂尔多斯地区是率先传播喇嘛教的地区,因此其历史长影响也深。更为重要的原因是,后来“风马”与成吉思汗祭礼的有机结合、和谐发展所获取的效果,对社会产生了更为深远影响。所以在那里此俗沿袭至今尚未消失,一直不间断地延续到今天。

  那么鄂尔多斯蒙古人门前为什么有的立两个“风马”杆,有的人家就立一个“风马”杆呢?大凡写文介绍此物者,一般都写两个“风马”杆,但对其原由均不作交待。于是乎就有研究家写文考证说,这是受喇嘛教影响之后,由原来的一个旗杆变成了两个旗杆。这又给人们传递了一种错误信息,鄂尔多斯蒙古人门前一律都立两个“风马”杆。其实并不尽然,也有很多人家只立一个“风马”杆而不是两个。这是由每个家庭的传统习俗决定的。有的人家只供奉成吉思汗的大纛,他们就立一个 “风马”杆;有些人家则按照自己家庭传统习惯,在供奉成吉思汗大纛的同时,又要供奉本家族的族微,他们就要立两个“风马”杆。因此,这种习俗上的差异与区别,与喇嘛教没有任何关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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